| 醫療與社會：來自教學上的省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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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庚大學通識中心社會科助理教授 陳麗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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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與社會之間可能有什麼樣的關聯？而醫療與社會領域的相關專業人員與學者又可能產生哪些對話？近代「社會醫學」之父Rudolf Virchow是著名的細胞病理學家及公共衛生開創者，早在19世紀時他便提出了兩個重要的觀念︰首先是疾病的多元病因論，其中物質環境是最重要的因素。其次，一個有效的醫療保健制度，不能僅侷限在照顧病患的病理、生理失調，還應該要結合政治、經濟與社會的改革（註1）。因此Virchow曾有：「醫學是一種社會科學，而政治只不過是較大規模的醫學」的名言。不過，大部分的醫師似乎對於治療病患與改善醫學科技較有興趣。近年來，透過醫學人文教育的推動，希望醫學院學生的學習重點不僅是生物醫學專業本身而已，同時也能了解醫療技術與醫學知識產生與應用的社會脈絡和意涵。
除了這類來自醫學界，關切社會因素之於健康的重要性以及醫學者角色的省思之外，隨著醫療制度的發展和強化，越來越多來自不同領域的學者也開始投入，開啟更多醫療與社會相關議題的探索。比如說，有些學者探討國家權力的介入如何影響中、西醫兩個醫療系統在台灣發展的過程，以及特定醫療專業的興衰（例：助產士）。也有學者進一步討論性別如何影響醫療專業的發展（例：男/南丁格爾、護理專業處境的檢視），以及當「性別盲點」出現在流行病學知識的生產過程時（亦即，男性與女性的社會與生物性差異被忽視），對於健康風險的評估會產生怎麼樣的影響。此外，醫療服務日益「商品化」的趨勢對於醫病關係、醫療組織、醫療工作者的勞動條件和專業自主性、醫療本/品質等可能造成的衝擊，亦是備受關注的議題。
今年年初通過的全民健康保險法修正案，更是突顯出醫療衛生制度在當代社會的重要性，也因此任何一位社會成員都應該具有分析批判的能力，來檢視這些攸關我們基本健康權的政策的制定是否符合社會正義。因此筆者在開授「醫療與社會」的課程時，也以培養學子具有了解複雜的政策議題的興趣與能力為目標，共同思考醫療與社會激盪出的重要議題。
註1：范燕秋（2010）。《疾病、醫學與殖民現代性：日治台灣醫療史》，112-113頁。台北：稻鄉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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