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孕症與生殖醫學的新課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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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口長庚生殖內分泌科主任 黃泓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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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years from IVF to stem cells（30年從試管嬰兒到幹細胞）」，這是自然期刊在2008年7月號的封面，適值世界上第一位試管嬰兒路易斯布朗（Louis Brown）誕生滿30週年，正足以說明生殖醫學發展之快速，已從單純的不孕症治療，進化為經由生殖科技所產生的胚胎幹細胞，並分化為可以為人體修補或置換不同組織細胞的再生醫學之應用，已非南柯一夢。
不孕症雖然不全然是一種疾病，但有時候對渴望有下一代的不孕症夫婦，卻是一種無言深刻的痛。在我們傳統文化中，「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成為不孕症夫婦最大的包袱，雖然有其歷來不同文化演變之背景，此一出自孟子離婁篇的典故，原是指虞舜在娶堯帝的女兒時，沒有事先告知其雙親，怕不通情理的雙親會反對，因而耽誤了自己的婚事，以致無法傳宗接代，才會先斬後奏；但也因而使千年的儒家思想被曲解。其主要癥結在於，即使時至今日，沒有傳宗接代就被誤解為最大的不孝，因此為了延續子代，自古以來勢必得無所不用其極，古代是過繼甚至借腹生子，在現代這些努力亦未見緩和，即使是停經女性仍希望受孕者，透過生殖醫學人工協助生殖，以卵子捐贈或代理孕母的方式，仍然可以達到延續後代的希望。傳宗接代的確非常重要，但是絕不應只是指生物學上的子代繁殖，正確而言應是指透過生殖傳的是宗，接的是代，這一代無法完成的志業或所犯的錯誤，透過傳宗接代，讓下一代的或甚至千百代的後人，有機會完成或修補。
不過生殖權原本就是重要基本人權之一，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的統計，不孕症已成為女性健康照護中，僅次於腫瘤及心血管疾病居於重要地位的疾病與公共衛生議題，也是WHO衛生與健康千年永續發展20個目標之一。台灣是個高度開發的國家，目前雖然每6、7對夫妻就有一對會有不孕症問題，比率上並不算少，但是大部分的不孕症經過正確的診斷與治療，仍然可以有自然受孕機會，真正得靠人工協助生殖才能生育的人並非多數！因人工協助生殖誕生的新生兒仍占少數。
依據經建會資料，台灣總生育率逐年下降，2008年至今平均每年約18萬新生兒（2012年除外），2010年總生育率降至0.9，2060年粗推估為0.8。很明顯地，現在有生育能力的現代女性，已不像上一世代一樣，主觀或客觀上希望能多有子嗣，但另一方面因不孕症需接受生殖醫學治療人工協助生殖夫婦反而逐年上升，同時因為晚婚與社會型態改變的關係，接受治療的夫婦年齡大幅提高。台灣2001年有6,458個人工協助生殖（試管嬰兒）治療週期，2010年增為11,513治療週期，藉此而生下的試管嬰兒占全國新生兒的比例，也由0.7%上升至1.5%。對照美國約有3億人口的國家，2010則有100,824治療週期。依據國際人工協助生殖監測委員會（ICMART）的統計，以人口政策規劃與醫療照護的觀點，已開發國家每1百萬人口約有1,000∼1,500個人工協助生殖治療週期。
比起這些高度開發國家，台灣不孕症夫妻願意使用人工協助生殖試管嬰兒治療的比率仍較低。究其原因在於不孕症夫妻面對人工協助生殖的抉擇時所接受的訊息常是片段的，很難有一完整治療方案，人工協助生殖治療費用頗高，全民健保亦無給付，替代性方案又多如牛毛無所適從，人工協助生殖成功率又非百分之百，對受術夫妻只有零與一百的差別。人工協助生殖的成功率，與受術女性年紀成反比，以林口長庚生殖中心人工協助生殖治療胚胎植入週期成績來看，高齡受術者已超過一半，在37歲以前治療植入後成功率約接近60%，但37∼40歲平均成功率逐漸下降為接近，40歲過後更進一步降為20%。
因此，從事人工協助生殖的醫療人員，必須由醫學、社會、法律、心理與倫理觀點去解決時時刻刻需面對的醫療工作、醫病關係與加強相關衛教，客觀公正且完整告知受術者夫妻，接受人工協助生殖治療方案的選擇，任何改善或新的生殖技術都可能發生潛在的風險與結果；協助受術者夫妻，把握最佳受孕的時機，做出人生抉擇與選擇適當的治療是一重要課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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